前兩年，鐘瑞玲老人在桂園街道的老屋因年久失修而滲水，遇到臺風陰雨季節麻煩不斷。她是有條件安享晚年的，但在搬家這件事上，她卻做出了一個讓子女都想不通的選擇——拖延。直到實在拖不下去了，鐘瑞玲才搬了家。她說，她離不開桂園街道，離不開這里的一草一木，最離不開的就是一口一個“婆婆”叫著她的可愛孩子們。

　　她在這里，已經居住了整整２８年。

　　孩子來了，她的平靜打破了

　　桂園街道文化站，午后的靜謐被一陣陣笑聲所打破。這是一群快樂的老年人，他們每天下午都聚在這里，打打麻將、嘮嘮家常，日子過得平順且閑散。“之前，我每天下午也是跟老朋友們一起打麻將度過的，我的子孫都長大成人了，我一點兒牽掛也沒有啦！”鐘瑞玲老人笑呵呵地說。但是從２００５年開始，她原本緩慢的生活節奏悄然發生了變化——街道的“四點半學校”成立了，她和街道關工委的其他４名老人接受了一項特殊的“值班任務”。

　　說起“四點半學校”，鐘瑞玲的話匣子一下打開了：“‘四點半學校’就是每天下午小學放學后，把街道上那些家長沒時間監管的孩子聚集到文化站來，我們幾個老人組織他們一起游戲，一起學習。”這是一個極富創意的點子，幫街道的家長們解決了后顧之憂，所以消息一傳開，登門的家長就絡繹不絕。“最多的時候，我們這里每天都聚集著２３個孩子。還有一些沒有登記的孩子，來了我們也歡迎。”想想看，那是一幅極其溫馨的畫面——孩子們嘰嘰喳喳地聚集在一起，做作業的做作業，玩耍的玩耍，旁邊是微笑著的慈祥老人，好一派其樂融融……

　　然而，現實遠比想像更加沉重——一邊是家長的殷殷信任，一邊是二十幾個正是調皮年齡的孩子，這其間的巨大落差和沉重責任全都落在了鐘瑞玲和她的老伙伴們肩上。“剛開始的時候，孩子們真是不聽話啊，吵架的亂鬧的都有”，個別頑劣的孩子不服管教，讓老人們氣得話都說不出。發揮余熱的理想，遇到了嚴酷的現實，這是鐘瑞玲做了一輩子計劃生育工作都未曾碰到的挑戰。別小看每天下午跟孩子們相處的那一個多小時，對于沒入門的鐘瑞玲等老人們來說，不啻為一種又焦急又無奈的煎熬。

　　孩子變了，她成可愛的“婆婆”了

　　鐘瑞玲是個十分樸素的老人，但是她又極其“時髦”——在她那個年紀，很少有人會用手機，即使有也大多只是“擺設”。但是，鐘瑞玲走到哪里都要帶著手機，而她的手機如同商務人士般，一直處于待機狀態。談及此，鐘瑞玲笑著說沒有別的原因，就是“方便大家找到我”。鐘瑞玲所說的“大家”是街道上那幾個跟她一起在“四點半學校”服務的老朋友。作為這個特殊團隊的領頭人，她時不時都要組織大家開個會，討論討論孩子們的教育問題。

　　“四點半學校”剛成立時遇到的困難，讓鐘瑞玲他們費盡了思量。耐心和愛心，他們都有，但缺少的卻是一座橋梁，否則老人又如何走入孩子們的心中？鐘瑞玲至今記得一個姓李的孩子，“調皮得簡直讓人頭疼。他的爺爺也退休在家，但根本看不住他。每天放學后他騎著單車，一溜煙就跑沒影兒了，爺爺在后面追也追不到，還要時刻擔心他的安全”。實在沒轍的家長把這個孩子送到了“四點半學校”，也給鐘瑞玲送來了一個“難題”。“你想想看，鬧慣了的孩子剛來這里，能乖乖聽話嗎？我們幾位老人都不知道拿他怎么辦。”為了這個孩子，鐘瑞玲沒少操心。大家幾次三番地商量后，他們請來了退休的老師為孩子們講故事，跟孩子們談心，組織孩子們游戲，還開展了一個別開生面的“評比”。“評比的作用很大，讓孩子們互相評價對方的表現，他們都心服口服。評比的時候，別人毫不客氣地指出那個姓李的孩子表現不好。但是我們沒打擊他，反而給他評了個進步獎，表揚他不斷在進步。”一點兒小獎品，幾句贊美的話，看似簡單的做法，卻讓這個頑皮的孩子變了個樣子。“后來他告訴我們，他的父母在家里老是嘮叨他，他很反感，所以很叛逆。但是在‘四點半學校’，他接觸的都是同齡人，反而愿意學習和接受意見了。”鐘瑞玲說，現在這個孩子看到她提著菜籃子，還會主動上來幫她，親親熱熱地叫一聲“婆婆”。

編輯: 關愛網實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