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一個難以跨越的門檻

　　妹妹的話無疑觸動了侯桂霞內心深處最強烈的愿望。作為家中長女，這十幾年在外的打拼，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保護自己的家人，讓他們過上好日子，擺脫這２０年來家庭貧窮的窘境。

　　在侯幸沒有得病之前，生活實際上一直是按照侯桂霞預設的方向進行著：她供弟弟讀書，又用打工積累下來的錢給家里買了房子，然后她還盤算著買個小門面，改善家里的經濟條件，把送出去的妹妹找回來……

　　但是，好消息的背后是一個難以跨越的門檻，那就是錢，做移植手術，需要２０萬元的住院押金。３年來，侯桂霞一家把所有能抓到手的錢都花完了，到哪里還能找到２０萬元，那簡直是個天文數字。

　　在與記者３次見面中，侯桂霞每一次都穿著同樣的一身衣服，腳上一直是雙廉價的塑料拖鞋。為了家里，那些年侯桂霞節省慣了，以至于住在工廠宿舍的她連一條被子都舍不得買，總是一條被子鋪一半，蓋一半。

　　生活對于侯家這幾個姐妹來說，無疑是殘酷的。

　　“可我要是放棄她，我以后幾十年心里都不能安穩……我每次去醫院看她，她都問我什么時候能找來錢，她什么時候能夠做手術，那天我走的時候，她還跟我說，‘姐，你吃了早餐再走’……”說起這些，侯桂霞再次哽咽不能成聲。

　　為了她，我們什么都可以做

　　的確，親人之間的相互守望無疑是個人抵御傷害時的最后一道屏障。割不斷的血脈親情讓侯桂霞鼓足勇氣去任何她可以想到的地方求助。找自己工廠的老板借錢，找侯幸的工廠要錢，找慈善總會、紅十字會，還有各種各樣的基金會，萬不得已的時候，她跪在華強北的街頭乞討。

　　眼看這些渠道都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籌足手術費，可妹妹侯幸的身體不等人。侯桂霞于是找到媒體，表示“誰能救我妹妹，我愿意為她打一輩子工。”這也就是我們報道侯幸事件的緣由。

　　實際上，侯桂霞說這話是有底氣的。１３歲起，她闖蕩深圳，一直從事珠寶加工業。從學徒干起，現如今她已經是這個行業里拔尖的技術工人了，還能自己設計新款，月收入５０００多元，是工人當中最高的。“車白金手鐲，別人一天車八九十個，我一天能車兩百多個！”

　　除了送出去的兩個妹妹，其余兩個妹妹一個弟弟都是跟著姐姐在做這一行。本來侯幸生病后，侯桂霞和大妹、小弟一個月的收入也有一萬余元，這在底層打工者中是相當可觀的。而在此之前，除了維持侯幸的醫藥費用，他們還存了十來萬元，準備為侯幸做移植手術。可這十來萬元錢，在今年４月，侯幸病情急變的情況下，全部用盡。在急變期，白血病人靠吃一種名為“格列衛”的進口藥物，這種藥一盒要２．４萬元，而侯幸一個月都要吃一到兩盒。

　　在最困難的時候，侯桂霞與大妹侯桂凡甚至懷疑自己當初的路是不是走錯了，以至于今天如此辛苦，心酸。作為早年來深圳的打工妹，侯桂霞實際上有很多的“機會”過上與今天完全不一樣的生活。侯桂霞曾告訴記者，“做珠寶這一行的很多是香港人，當時也有好多個都想跟我好。可我雖然小，但也知道他們有家庭，那樣是很羞恥的事情，便回絕了。而當時跟了這些人的小姐妹們有一些后來就帶上一筆錢回家了，做個生意，過上了富足的生活。”從觀念上，她們不會這樣做，但是生活的重擔、妹妹的現實，讓她們真的感到很迷茫。

編輯: 關愛網實習生